在明朝十六位皇帝中，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位，一方面他以行为怪诞、荒唐著称，其所作所为被认为是追求享乐和不务正业，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取得了多场战争的胜利，因此其统治备受争议。
朱厚照是弘治帝唯一的儿子，其生辰八字为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以及申（时），倒过去正好是申、酉、戌、亥，“连如贯珠”，与洪武帝的生辰八字的情况相同，按照传统的命理学说，被视为吉兆。第二年，弘治帝册立朱厚照为皇太子。
朱厚照七岁的时候开始出阁讲学，由程敏政、梁储、焦芳、王鏊、杨廷和、费宏、靳贵等二十人出任讲官。他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对讲官的礼仪十分到位，而且记忆力超群，上一天所教内容在第二天就可以掩卷背诵，所有讲官的名字也被他记住，只要有一人没来就会被他发现。弘治帝对他十分疼爱，外出游览时都会带上他，随时教导。不过，朱厚照的学习进度很慢，直到他登基前也才只学过《论语》和《尚书》，都还没学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在学习之外更热衷于骑射，而希望把他培养出文武全才的弘治帝并不约束他的行为。
由于朱厚照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他的心思逐渐就全在玩上了。他不仅喜欢玩，而且喜欢各种各样的玩法，越玩越刺激，导致大臣们的才学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弘治帝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弘治帝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教导就去世了。
朱厚照即位后成为了正德帝，这一年他十四岁。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正德帝彻底放飞自我。虽然一开始正德帝表现出了勤政的姿态，但很快就有所懈怠，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身边出现了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等八名受宠的太监，号称“八虎”。
此时国内灾害丛生。先是公元1505年，京畿地区乌云密布，阴雨连绵，大水淹没庄稼，冲塌房屋；紧接着是公元1506年，彗星扫过内阶和太微垣，大雨淹没了中都凤阳的民居；南京暴风劲吹，雨水如注，迅雷不但击毁南京皇城的城墙，还击中了孝陵白土岗上的一棵大树，导致树干起火；此外还有京师流星陨落，天鼓自鸣，震雷还击中了郊坛、太庙、奉天殿等处的鸱吻、脊兽。群臣认为这些灾异是上天谴告，纷纷上疏劝谏新君，指出正德帝沉湎骑射、宫中练兵、游玩无度、微服出行、滥赏妄费、不听直言、视朝渐晚、亲王代行祭祀、久旷圣学、居丧不哀等过失。
面对这些劝谏，正德帝虽然表示了反省，并且一度“屏去鹰犬，停止骑射”，但其内心对朝臣约束他的不满与抵触也与日俱增，相应地则是更加倚重刘瑾为首的宦官。刘瑾还给正德帝编排了弘治年间阁臣操纵朝权的戏剧，让正德帝对阁臣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正德帝除了对朝臣约束他不满外，他在具体问题上也与朝臣发生了冲突，在皇庄问题、军人占役问题，裁革冗官问题、添设宦官、整顿盐法等，这些本来是刘健等为他起草的登极诏中承诺改革的事项，但正德帝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变这些弊端，引发了与朝臣的冲突。
其中正德帝与朝臣之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国舅张鹤龄、张延龄的家人于公元1506年控告有百姓侵占皇庄，于是正德帝就站在他们一方令锦衣卫抓捕百姓二百余人，而朝臣则集体反对，甚至要求撤销皇庄。最终正德帝虽然拒绝了撤销皇庄，但是规定每个皇庄只留太监一人，校尉十余人，不得扰民。
这一时期的正德帝在刘瑾的引导下，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他自己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自己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导致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而这一切都被受弘治帝遗命辅佐正德帝的内阁首辅刘健看在眼里，于是刘健联合群臣奏请铲除“八虎”。刚刚即位不久的正德帝此时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持不住，想与群臣妥协，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谋深算的刘瑾在皇帝面前声泪俱下地哭诉，使正德帝又心软了下来。第二天正德帝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为首的刘健和谢迁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但是被正德帝欣然批准，最终这场斗争以八虎的胜利而告终。
之后大明王朝陷入了长达四年的刘瑾专权时期。
在这期间，刘瑾建立了豹房，里面有许多乐户、美女供正德帝享用，正德帝玩得更加肆无忌惮，刘瑾也靠着正德帝的宠幸一手包办所有政务。此外，刘瑾还借助厂卫的力量来强化权力，他的同党丘聚掌握东厂，并且恢复了西厂，由另一同党谷大用统领。同时他还怂恿正德帝建立内行厂，交给他亲自统领，凌驾于东西厂之上。利用这些特务机构，刘瑾陷害了很多异己——尤其是言官，安奎、张彧、周玺、黄景等官员均受到迫害，轻则削籍，重则致死。 在刘瑾的淫威下，超过八成的官员见到刘瑾都要跪拜。据说当时民间流传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立皇帝。
由于之前积累的土地兼并带来的问题，叠加上刘瑾乱政的因素，造成正德年间民变四起。四川先后爆发了刘烈起义、蓝廷瑞起义、曹甫起义、廖麻子起义；北直隶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江西也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些都使大明帝国的天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阴霾。
尽管如此，但是正德帝的统治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
正德年间，正值达延汗统一鞑靼之际，势力日益强盛。而正德帝对鞑靼采取了强硬政策，始终拒绝批准“贡市”。公元1513年，达延汗率领大军攻朔州，围马邑。此后又分兵九路，每路多则一万至三万，少则一百至五百，在石佛寺堡、安边堡等地大掠七日，先后杀掳军民三千余人，劫掠牲畜数以万计，后来连年侵犯大明。最终正德帝于公元1517年御驾亲征，在应州与之交战，将其击退。
此后达延汗未再组织类似规模的南侵，为明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事实上，正德时期最有争议的豹房并非完全只是一个正德帝享乐的机构，而是作为了其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当时豹房的决策就是代表正德帝的最高决策，并且超过了外廷。因为豹房的决策内阁大臣事前根本不知道半点消息，往往决策已定或已行动之后才为外廷所知，而且一切章奏和行政事宜的处理都要秉承正德帝的意志。正德帝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既摆脱外廷朝臣们对他的权力实施的干涉，又要控制外廷朝臣不得独自行使权力，从而把一切权力都揽归自己的手中。
因此可以说正德帝是一个贪玩但却并不完全糊涂的皇帝。
我们很难说正德帝是否是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昏君，与其说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皇帝，倒不如说他其实更像是被命运错位的想追求自由的普通人。他的统治像一场失控的实验，证明了在没有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意志，终究还是难以维系江山的稳定。
而这就是正德时期留给后世的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