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宜昌博物馆“至喜 —— 欧阳修主题文物展”,有三件碑刻拓片,值得细细品读。纸墨斑驳之间,既有庙堂士大夫心怀社稷的担当,亦有山水之间旷达洒脱的文人意趣,串联起属于欧阳修,也属于整个北宋的文脉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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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锦堂记并额》拓片
珠联璧合的北宋三绝碑
展柜之中,这件宽逾一米、高逾两米的民国时期旧拓墨色深沉,便是大名鼎鼎的《昼锦堂记并额》拓片。这件珍贵拓本原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跨越千里借展来到宜昌博物馆,是本次展览分量极重的展品。
北宋时期的原碑早已损毁,如今河南安阳韩王庙保存的,是元代重刻的碑石。此碑被称作“三绝碑”,是因为集三位北宋名家之大成:欧阳修撰文、蔡襄书丹、邵必篆额,三者珠联璧合,流传千古。

一绝:欧阳修撰文,立意高远的文坛绝唱
在宋代,士大夫出将入相后,往往喜欢回到故乡建堂筑室,以炫耀功名富贵。当时的重臣韩琦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任知州时,修建了一座“昼锦堂”。
“昼锦”二字,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中“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的典故,本意是夸耀荣华。但欧阳修在为此堂作记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文章开篇便直言,这种“衣锦还乡”的世俗之荣,并不值得夸耀。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以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将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福祉置于个人的荣辱之上。文章对比世人追逐的世俗荣名,推崇一种更高的士大夫理想:功名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安定社稷、造福生民才是本心。
二绝:蔡襄书丹,百衲成碑的书法巅峰
碑文书写出自“宋四家”之一蔡襄。蔡襄书法端严温厚,被宋人评价为本朝第一。为书写这篇记文,他倾尽心力,每一个字反复书写数十遍,挑选最优字形拼合成碑文,这块碑也因此得到“百衲碑”的别称。
拓片字迹端庄肃穆,用笔沉稳富于变化,兼具颜真卿的筋骨与晋人书法的潇洒气度,笔墨之间饱含对韩琦功绩、欧阳修文章的敬重。
三绝:邵必篆额,古朴庄重的金石之音
碑首“昼锦堂记”四字篆额,由北宋学者邵必题写。邵必博通经史,擅长篆隶,为人刚直敢言。篆书线条圆融、结构严谨,金石气息浓厚,与蔡襄行楷正文形成绝妙的视觉呼应,烘托出韩琦三朝宰相的气度,为碑刻增添厚重的历史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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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拓片
知己撰文,镌刻贤臣济世的一生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亦名《褒贤之碑》,是欧阳修受范仲淹后人嘱托撰写的神道碑文。原碑矗立在河南伊川范仲淹墓园,碑体巍峨高大。欧阳修撰文,王洙书丹,宋仁宗御笔亲篆碑额“褒贤之碑”,帝王、文豪、书家合力,造就北宋碑刻的不朽名篇。

范仲淹与欧阳修,是庆历新政并肩奋斗的战友,是精神同频的知己。范仲淹辞世之后,其子范纯仁恳请欧阳修撰写神道碑铭,为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贤臣留存一生记述。
整篇铭文洋洋千余字,文笔精炼厚重,完整记录范仲淹少年孤苦、勤学苦读、为官理政、投身新政的人生轨迹,客观记述仁宗朝朝堂旧事,记事公允恳切,是研究范仲淹与北宋历史珍贵的一手文献。
碑文由北宋学者王洙以隶书书写。王洙隶书峭劲古雅,多存篆意,欧阳修评价其书法水准“出唐人隶书之上”,存世北宋隶书稀少,这件拓片也是宋代隶书难得的实物范本。碑额“褒贤之碑”为宋仁宗御笔篆书,是朝廷对范仲淹一生功绩的至高褒奖。
帝王篆额、名臣撰文、名家书丹,三者合一,一纸拓片,留住了范仲淹的风骨,也留存下欧阳修客观公允的史家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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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拓片
门生挥毫,笔墨续写醉翁山水情怀
展厅之中,宜昌博物馆藏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拓片,则为我们展现欧阳修精神的另一重面貌:庙堂功业之外,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旷达胸襟。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期写下的千古名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文中的“醉”,不只是沉醉林壑风光,更是醉于百姓安乐,藏着欧阳修逆境之中依旧心系百姓的本心。
作为欧阳修最为得意的门生,苏轼满怀崇敬,以草书挥写恩师这篇传世散文。原作书于元祐六年,后来被刻制成碑,可惜原石早已损毁,幸有拓片流传后世,宜昌博物馆这件馆藏拓片,便是这份师生文脉传承的实物见证。
观此拓片,通篇草行相间,开篇端庄平和,随文意推进笔势愈发奔腾飞扬,墨势跌宕起伏,把《醉翁亭记》山林宴游的意趣挥洒于笔墨之间。苏轼书写的不只是一篇散文,更是读懂了欧阳修那份身处逆境却从容开阔的人生境界:仕途起落沉浮,心中依旧牵挂山水生民。
欧阳修写文,苏轼挥毫,一代文宗的文章,经由门生笔墨再次焕发生机,成为宋代文坛师生相知、文脉相传的一段美谈。
三件拓片,三重境界。
跨越千年,碑石或有残损,拓片长存墨痕。《昼锦堂记》讲士大夫不慕荣华、功施社稷的理想;《范公神道碑铭》记录“先忧后乐”的家国担当;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描摹出世外山水、旷达自守的文人本心。
展览持续至2027年1月3日,地点在宜昌博物馆三楼2号临展厅。这些拓片安静地陈列在那里,墨色沉沉,等你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