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在新书分享会上批评了《巴黎评论》式的提问:“采访者不遗余力地打探作家写作时形而下的方面,呈现诸如海明威是站着写,卡波特是躺着写,卡佛经常在汽车里写等情状。有的作家为了配合这种戏剧化的效果,干脆表示自己是站在凳子上写作。我觉得,这已经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安妮·卡森摘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网上都在讨论她的穿戴,知识分子穿搭的问题,然后出了许多教你如何像安妮·卡森那样穿衣服的文章,却鲜见有人在认真讨论她诗歌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今年8月,作家柏琳的访谈录《重塑现实感:中国作家对话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为核心,收录作者与李陀、景凯旋、金宇澄、毕飞宇、迟子建、赵松、路内、张怡微、班宇九位作家的深度对话,试图在消费主义、算法文化和信息碎片化的语境中,重新追问文学是否还能把握真实的人与生活。
11月14日,以“‘塑料现实’的今天,文学如何打捞真实的人”为主题,该书的分享会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总监罗丹妮、得到APP总编辑贾行家与本书作者柏琳一道展开对话。

重塑现实感:中国作家对话录柏琳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8
一部对话录的由来:从“重塑现实感”说起
《重塑现实感》的序言题为“三重撕裂感:活在真实之中”。在柏琳看来,第一重撕裂感来自“文过饰非”。“如果艺术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那它还是艺术吗?”这在书中没有被轻易回答,而是被保留为一种持续的不安。
第二重撕裂感围绕“为艺术而艺术”展开。“如果艺术可以重塑人格,它是否也在改造现实?如果艺术只退回内心自由,它又会不会成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第三重撕裂感直接落在“现实感”上。柏琳借用以赛亚·伯林对“现实感”的描述——一种洞察力,一种对具体情境的敏锐把握,一种“感知事物如其所是,而非如其应是”的能力——进而发问:文学是否应该具有现实感?她并不打算做概念辨析,而是从日常经验和感受出发,把这个问题抛给九位对话者。

美国画家John Vanderlyn于 1818-1819 年创作的巨幅环形全景画《凡尔赛宫与花园全景》,大都会美术馆藏
全书最醒目的结构是九场对话各自成篇,却又彼此呼应。九位作家路径不同、观点相左,共同构成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资源的一个剖面。书名中的“现实感”也由此显出层次——它不等于题材上的现实,不等于对新闻事件的复述,也不等于现实主义流派的专利。柏琳在序言中说:“现实感,而非现实,因此是一种对‘真’的感觉,自然是主观的。”这句话把问题从“写什么”推向“怎么写”和“为什么写”。文学能否让人相信,取决于它能否在语言、细节、人物和判断中提供一种对真实的把握,哪怕这种把握是主观的、有限的、充满争议的。

李陀,1939年生于内蒙古,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作家和文化学者之一。
以九位对话者的代际首尾为例:李陀的对话题为“今天的青年能有意愿创造一个新的狂飙时代吗?”。他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谈现代主义与“回到19世纪”的争论,也谈今天的青年是否还有创造新狂飙时代的意愿;班宇的对话题为“和生活血肉相搏”。他谈东北、20世纪90年代、历史记忆和小说中的道德与正义,强调作家要折腾自己,与生活正面相搏。
这些标题本身就构成一组关键词:狂飙、完整的人、宿命、道德与非道德、小人物、现代、前瞻性、灰度、血肉相搏。它们没有指向一个统一的答案,却共同把“文学与现实”的问题撑开,让不同代际、不同美学立场的作家在同一本书里亮出各自的底牌。

柏琳
分享会现场,柏琳介绍说,这本书她与三联书店的编辑卫纯从策划到做成共用了五年,整体历时八年多,“也就是说在策划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与作家的对话已经成型了,但它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书中的每篇对话都是深度长谈,许多篇幅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后仍然觉得不尽兴,那就再来一次。”她特别回忆了与路内的对谈,“从午后开始一直进行到天黑”,而结束的原因是“两个人都体力不支了”。
对话者的遴选标准被柏琳归结为一条底线,即书名中“重塑现实感”这五个字。她承认这份名单“不可否认地涵盖了个人的偏见”,“也就是我的审美趣味和我的价值判断。基于当下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我认为值得做出相对冒险的对话性尝试,请他们来回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现实。请注意,这里我说的不是答案,而是呼应。”
访谈何以成为“行动”:“把作家从沙发椅上拉到阳台和走廊上”
一次跨越代际的思想交锋,而非客套的“文学闲谈”,这几乎可以说是全书的方法论:柏琳的提问带有对抗性,她不满足于作家谈写作习惯、阅读偏好或文坛逸事,而是把问题推到文学与道德、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真实的关系上。书中既有坦诚的观点碰撞,也有激烈的价值思辨,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真实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中尤为明显。李陀主张回到19世纪文学传统,强调文学认识现实、批判现实的功能;赵松则坚守现代主义立场,认为小说不应被预设社会功能,现代主义对个体内心和叙事空间的探索仍然有效。路内提出“前瞻性的现实主义”,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带有判断力和预判性。张怡微则从世情小说出发,认为世情小说的落脚点常常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作家要书写有灰度的感情。这些观点并不互相取消,而是在同一本书里形成对话。

罗丹妮
罗丹妮认为在人们普遍学习提问的今天,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调动起我们更多对人的好奇,对中国作家的好奇。而今天最糟糕的一点,正是这种好奇心的丧失,是我不再对这些写小说的人还好奇,我也不再对一个跟我不一样生活的人好奇。”

徐晨亮
徐晨亮用“眩晕感”来形容翻完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信息量非常巨大”。他认为文学存在三种形态:“有一种是固态的,比如说是文本或者文学史上那些硬核的知识,诸如潮流、流派的主张;第二种可能是液态的,就是一个作家生命历程的精神史,包括一部作品的传播史;第三种则可能是一种气态的存在,也就是文学弥散在时代生活里的状态。”他由此评价这本书“其实是传统的文学记者访谈和一种自由书写之间的综合形态”。
在徐晨亮看来,应该把访谈理解为一种“行动”。“常规访谈假定双方处于‘客厅’或‘咖啡馆’这样固定的处所,而柏琳这本书做了一个努力,她把作家从沙发椅上拉到阳台和走廊上进行对话,这时他们可能会发出一些另外的声音。”

贾行家
贾行家形容柏琳“像一头年轻的鲸鱼,她经常会消失在水面上很久,然后突然出来喷出一个水柱,这次则喷了好几个水柱出来”。他指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证明文学仍然在场”。“柏琳的提问是顺着作家的缝隙往里面去走,她一定要把你这件事情问出来,并给好的对话者下了定义:他能够帮助采访者共同创造一些东西,而不是说仅仅在他那里获得一些答案。‘答案’在今天并不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