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文艺史中,“苦难”是重要母题——自这个文明诞生伊始,世界交付给这个民族的就不仅是广袤的疆域,更有无尽的严寒与无垠的冻土。如果说自然意义上的严寒驱使着这个民族不得不向西求索,那么社会与政治意义上的冻土,则迫使着这片土地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向精神上的异乡。
这种苦难与流亡的交织,即是11月13日李心草、秦立巍与上海交响乐团,借对肖斯塔科维奇与柴可夫斯基的演绎所呈现的全部叙事。
音乐会现场
作为秦立巍与上海交响乐团的首演之作,《G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保持了老肖的一贯做派:从大提琴无比冗长且低沉、暗哑的宣叙调起始,到老肖常有的吊诡、怪诞的讽刺舞曲,再到与《A大调第十五交响曲》完全一致的、由木鱼、木琴等打击乐器收束的末乐章……种种熟悉的色调都反映出肖斯塔科维奇晚期常有的阴冷、疏离与不安感。
秦立巍恰恰是同代际中最善于演绎这类郁懑、顽韧乃至孤傲色调的大提琴家——在以往的印象里,他的演奏常具有一种孤冷且深沉的气质,并常在与其他声部的对抗中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张力。如此“士人”乃至知识分子一般的演奏风骨,总会让听众觉得,他就是在此为肖斯塔科维奇代言。
秦立巍
于是在舞台上,在乐团中,大提琴兀自的呢喃、呼号、啸叫,都像是出自老肖之口。
李心草完全脱谱指挥也为这种舞台关系搭建出另一叙事:无论是第一乐章作为震慑的大鼓,还是末乐章刺耳的响鞭声,李心草都时刻以凝神静听的姿态,不断地调动乐团打断、挟迫、镇压着这位知识分子的独白。似乎他只是等待着秦立巍为自己发声,然后立刻抹去那些不合时宜的字句,徒留下被应允的若干叹息。
这种不自由的苦闷,在秦立巍的返场曲中才得到彻底释放。他借巴赫的《第六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中的《萨拉班德》为自己“倾诉”,在这一具有明确葬礼意味的自我悼歌中,叙事者才真正道出了自己孤寂与怆然。
比起面对“集团军”时的震颤与缄默,这首《萨拉班德》朴素、幽冷乃至悲情的弦声,所流露出的恰是一种无话可说的悲凉与无奈——人一旦看见了他所在的世界的虚伪性,就只能永远置身于精神的异乡。
秦立巍与李心草
但俄罗斯的冻土不是20世纪之后才凝结的,它早在文明之初便以闭守的方式驱逐着那些多余之人,所以,多余人是俄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异乡人。与他笔下的奥涅金,乃至身后的肖斯塔科维奇一样,柴可夫斯基一生的诸多坎坷也使他成长为19世纪俄国的“无家可归者”。
因此,尽管时隔13年,《C大调弦乐小夜曲》依然出现了与《b小调“悲怆”交响曲》第四乐章主题相似的下行叹息式走向。于是在上海交响乐团无比厚实苍凉的弦乐演绎中,前者倾诉着的凄美与悲苦,恰恰是老柴在13年的灵魂流亡中,也未能得到的精神还乡。
而就上交弦乐队的编制布局来看,通过将中提琴、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置于舞台的中后方,而将第一、二小提琴置于两侧,使得第三乐章的“悲歌”,以及末乐章主题复现中本就沉重迟缓、悲容满面的音调,更因中低声部的集中而显得更加深沉厚重、刻骨铭心。
这种因音色音区集中倾吐显现的精神流亡与灵魂颤栗,最终在巴尔沙伊将老肖《第八弦乐四重奏》改编的《室内交响曲》中成长为异乡人的震颤与疯癫。
谢幕
在此,弦乐队的编制加重了原版所具有的生命的厚重感与织体的机械感,李心草与上交弦乐队的演绎则进一步强化了作品所应有的痉挛感与恐慌度。尤其在渐强与休止的处理上,李心草常给我带来一种“强休止感”,即在声音的横冲直撞中突然给出一个极其醒目的休止——这种声音被骤然掐断的窒息感与触目惊心,恰恰与肖斯塔科维奇灵魂上的高度紧张相契合。
这种惊愕,与其还要说是出自作曲家的自我流放,不如说是被外在力量强行放逐后留下的精神创伤。于是在末尾哼鸣般的喘息中,肖斯塔科维奇既是惊弓鸟,也是精神流放的异乡人。如此,只要冻土还未消融,异乡人在自己的家中便永无归乡般的安适自在之感。
梁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