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日的莫斯科,本来应该是冬天最安静的时候,结果王毅和绍伊古一见面,直接把气氛从“零下”拉成了“沸腾”。

双方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明确表态将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

就在东亚空气逐渐紧绷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站出来说了一句,不选边战只促和。

中俄就日问题发声后,韩国介入并寻求缓解中日间的紧张氛围(图1)

风暴眼里的莫斯科

2025年12月2日,地点在莫斯科。

表面上是一场例行的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实质上却成了东亚局势的一次“定调会议”。

这一天,王毅与绍伊古共同主持中俄第二十轮战略安全磋商,两国围绕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沟通”,达成新的共识。

中俄就日问题发声后,韩国介入并寻求缓解中日间的紧张氛围(图2)

这套机制已经运行了20年,被双方视为在重大安全议题上“深度对话”的重要平台。

但这一次,议题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分量极重的表述——“双方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

所谓“战略对表”,并不是简单的“交换意见”,而是要在重大方向、行动底线、应对节奏上对齐。

双方在公报中的关键表述,清晰勾勒了这条“对表线”:

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

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

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

换句话说,中俄把“日本问题”同时放进了历史账本和现实账本里:

既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日本国内继续蔓延,也要对现实中的右倾政策形成外部约束。

要理解中俄为何必须就“日本问题”对表,就必须把目光投向东京,投向高市早苗内阁的诸多操作。

11月7日,高市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进而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中俄就日问题发声后,韩国介入并寻求缓解中日间的紧张氛围(图3)

这一说法,与2015年安倍政府推动新安保法案时刻意设计的模糊概念一脉相承:

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允许在日本本土未遭受武装攻击的情况下,为“密切相关国家”动用武力。

现在,高市把台湾问题直接纳入这一框架,等于公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新型军国主义”的本质

而中国舆论与专家之所以对此高度警惕,也是因为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就曾多次以“国家生死存亡”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无不是日本打着“自卫”旗号行扩张之实。

且此次高市并不是单纯“口误”,而是日本政坛“新型军国主义”思潮正在试探、蔓延等待崛起的机会。

高市上台后不到两个月,已经接连释放多重信号:

推动防卫预算提前两年完成翻倍目标,直指GDP2%;

强调发展“反击能力”,引进具备远程打击本土能力的武器系统;

讨论对“无核三原则”进行松动,尤其是“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引发地区高度担忧。

这些动作,已远远超出单纯“自卫队现代化”的范畴,更接近于一种由守转攻、由防御转投射的国家安全重塑。

就在涉台言论尚未平息之际,2025年12月2日日本政府又被曝出计划采购以色列军工巨头埃尔比特公司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

其中包括被指用于加沙军事行动的“SkyStriker”机型,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

中俄就日问题发声后,韩国介入并寻求缓解中日间的紧张氛围(图4)

抗议者指出,当前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被广泛质疑为“种族灭绝”,继续与相关军工企业开展武器贸易,可能被视为“帮凶”。

有国际法学者甚至警告。

如果这类军事采购被认定为助长种族灭绝行为,日本高层领导人,包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理论上不排除面临国际刑事责任的风险。

这说明,高市政府的安全政策已经从国内争议,延伸到了可能触碰国际法红线的层级。

可以说,高市政府的对外安全路线,已经在历史认知、台海局势、军费扩张、武器采购等多个层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新型军国主义”轮廓。

而这正是中俄此次“对表”的对象。

韩国在夹缝中“劝和”,而不是“选边”

与中俄掷地有声对军国主义说不不同,首尔在这一轮博弈中表现出明显的谨慎与算计。

2025年12月3日,韩国紧急戒严事件一周年之际,总统李在明在会见外媒记者时被问及中日矛盾。

他没有顺着“选边站队”的话题走,而是抛出了另一种逻辑:

“我们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加剧冲突,应尽可能发挥居中斡旋调解作用。”

他强调,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都应追求最大的共存、尊重与合作,应努力寻找共同点,发掘合作潜力,并在可能范围内推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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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就日问题发声后,韩国介入并寻求缓解中日间的紧张氛围(图5)

可问题是,此次事件就是日本一手挑起的,促和,日本会听他的吗?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并非历史尘埃,而是一段被刻意淡化、却从未真正被清算的国家记忆。

战后,日本虽在宪法与国际秩序的约束下走向和平,但军国主义的思想根基,对外扩张冲动、历史否认主义、对“强国武装”的执念,始终潜存于社会深层。

在高市早苗上台后,这种潜在思潮被推到台前,并被她以“安全”“危机”“正常国家”包装得更加隐蔽,却也更加危险。

但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每一次的抬头,最终都不是“胜利的强硬”,而是“毁灭的加速”。

1930年代的日本,在国内压制反对声音、对外不断挑衅后,被拖入全面战争,最终被烧成焦土。

而战败后的东京审判、和平宪法、国际秩序,都是为了防止“军事冒险者再度绑架国家”。

高市的结局,也注定与这一历史轨迹密切相关。

军国主义不会让日本变强,只会让日本再次付出惨痛代价。

高市不会带领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只会成为日本右倾化的临时代理人,最终被历史与现实共同淘汰。

这,是历史的循环,也是时代的警告。